研究显示：提高富人税收反而可能降低社会整体生产力

“要求富人增税”在舆论中通常能够得到广泛支持，其逻辑似乎很简单：富人拥有更多财富，因此应分担更多的税负；政府从中获得的财政收入可以用于教育、医疗、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，这在表面上符合公平原则，似乎不会对普通民众造成伤害。然而，经济运行远比单纯将富人的财富收缴到政府账户要复杂得多。对于高净值个人、企业家和资金所有者而言，税率的改变不仅意味着他们需要支付更多的税款，还会影响到他们的投资回报、创业动力、资本配置及迁移决策，而这些因素与社会的长期生产率息息相关。

尽管财富税的概念看似简单易行，但在现实中往往收效甚微。根据2026年8月，Tax Foundation Europe的经济学家Cristina Enache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的文章《Why Wealth Taxes Always Fail》，她分析了多个国家几年来实施财富税的经验，并得出明确的结论：虽然财富税在政治上颇具吸引力，但其实际效果往往远低于预期。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，曾有多达十个OECD国家征收个人净财富税，但绝大多数后来都予以取消。现如今，仍在欧洲保留较多净财富税的国家已屈指可数。同时，这类税收所带来的财政贡献通常占GDP的比例微乎其微，而其征收、资产评估及避税等过程所产生的额外成本却极为复杂。

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，富人的财富形态与普通薪资收入截然不同。许多高净值人士的财富并非银行中的现金，而是企业股权、基金份额、房地产、知识产权以及各种可跨区域配置的金融资产。因此，当某个地区显著提高财富税或高端税率后，实际情况往往是富人的财富结构与居住地开始发生变化，而不是“富人留在原地多交一点钱”。2024年，关于瑞典和丹麦财富税的一项NBER研究表明，财富税上调后，高净值个体的迁出率显著上升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迁出的高净值人士往往也是企业所有者，他们的迁移不仅关系到个人消费能力，也会影响企业的投资、就业和增长。

公众在讨论财富税时，常常忽视富人财富与生产性资本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。人们很容易将一位净资产为100亿元的富豪理解为“拥有100亿元的现金”，但实际上，这100亿元可能大多来自于企业股份，而这些股份背后映射的则是工厂、设备、研发团队、供应链、专利以及未来的投资项目。因而，对财富存量征税表面上看似是在对富豪个人资产征税，实际上却可能同时减少了企业资本的回报率。当资本税后的回报降低到某个程度时，某些原本值得投资的项目便可能被搁置。

这一机制在企业税和创新研究中已有较多实证支持。2022年发布并不断修正的一项NBER研究，对美国1950年至2019年近70年间的企业所得税变化进行了考察，结果发现企业税负降低后，企业的研发支出、专利申请、无形资产投资以及生产率和总产出都出现了持续上升，而且这种效果并不会随税收优惠的结束而瞬间消失。原因也并不难理解：企业在决定是否投入研发新技术、建造新生产线或开发新产品时，实质上是在比较未来收益与现阶段成本。税率越高，未来成功的税后收益相应越低，许多原本值得投资的项目就会被放弃。虽然今天减少一个项目不会立即改变GDP，但多年后，这可能意味着缺少一项专利、一种产品，甚至是一家企业。

税率的影响不仅关乎金钱，同时也涉及创新和创业的意愿。关于税收与创新关系的一项重要历史研究，由Ufuk Akcigit、John Grigsby、Tom Nicholas和Stefanie Stantcheva联合整理，基于20世纪大量美国发明者、专利和州税收数据，探讨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对创新活动的影响。他们发现，高税率与较少的创新活动之间显然存在关联，税收不仅影响“是否愿意创新”，还会影响“选择在哪里创新”。这说明对于顶尖企业家、研发人员和资本拥有者来说，地理位置并不完全锁定。如果一个地区长期提高成功人士与创新收益的边际税率，而另一个地区则提供更高的税后回报，那么创新活动将会向更有利的地区迁移。

创业活动也遵循类似的逻辑。William Gentry和R. Glenn Hubbard早期的研究将高边际税率形容为“成功税”，即对成功的结果施加额外的税收。创业与普通就业的根本区别在于收益的高度不对称。创业者如果面临失败，损失主要由自己承担；而只有在成功的情况下，才能获取较高的回报。当税制不断压缩成功后的收益，而未能同步降低失败的风险时、潜在创业者的风险收益比将会恶化。Gentry和Hubbard的研究表明，较高的边际税率和更强的税率递进程度，会抑制部分人群的创业意愿。